这是一部黑白色调的无声电影。它在青藏高原上静静流淌了整整24年，谱写着一位离乡背井赤子医生的平实人生。徐宝宏，温医66届毕业生，1967年服从组织分配支援西藏军区，这一去就是24年，回到家乡与妻儿团聚时已两鬓斑白。他，结婚19天离家援藏，24年里夫妻所有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到3年，偏远山区单调艰苦的军医生活只化为徐宝宏骨子里热情如火的一句话：“我把青春献给你……”
我的温医时光
回忆起40多年前在温医读书的日子，徐宝宏很感慨：“我已经67岁了，人生的很多记忆都已支离破碎，但我能清楚地记得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像钱礼、陈志康老师，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都很大，特别是
徐宝宏，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工人家庭。1961年20岁考入温医医疗系乙班，特殊的年代培养了他勤奋刻苦、吃苦耐劳的精神。徐宝宏回忆，我们读大学时，一届学生才100多人，家庭背景各异，年龄差异也很大，年龄最小的只有20岁，年龄最大的有40多岁，而且孩子成群了，但那时读书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贫穷，学校每月补助的8块4毛钱，只够日常伙食。当时买电影票要5分钱，我们很少能买得起的。那时大多数人都没有开水瓶，晚上学习晚了肚子饿了，大家就用自来水冲地瓜粉就这样吃了。穷困的生活条件让我们这一批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经常三更半夜还去实验室复习解剖，这也为我后来到部队进行外科手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还很团结，互相帮助，不让一个同学掉队。身为副班长的徐宝宏清楚地记得，当时班级里为了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能跟上学习步调，还在晚上时间开展学习结对子，由成绩好的同学来帮助辅导。这种大学时代“团结就是力量”的氛围和精神引导，一直牵引着这一代人同舟共济，相互搀扶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我一直很喜欢当医生，直到现在，我还在医生的岗位上工作，”徐宝宏笑着说，“除了兴趣，这有一半也是时代的影响，参加高考时，毛主席鼓励大家考医农类，为工农兵服务。”
单纯的年代单纯的我
徐宝宏毕业时，正逢文革开始，所以推迟了一年分配。由于成绩优异，又是共产党员，当时浙江军区、南京军区、西藏军区的首长到温医挑选学生，比例大致为10名学生中将有1名会被分配到部队去从医，就在这个时候，徐宝宏被挑中并顺利通过政审，就带领温医另四位同届的同学从上海出发，踏上了去西藏的征程。
“当时我们都很崇拜解放军，政审后在征求个人意见时，我们都理所当然觉得应该听从组织分配，这就是我为什么去了部队的开始，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个年代的我们都是很单纯的，”徐宝宏说，“离开学校前，最初我们是被分配到总政治部，要到上海警备区报到，报到后被再分配到西藏军区。听说去西藏，我们脑子里也只有一个想法，一切听从指挥，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同行的五名温医学子，其中4男1女，他们从上海出发，要经过7000多公里才能到达西藏，几乎横跨整个中国，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这几位单薄的南方学子就坐在解放军部队的大棚车车顶上，一腔热血一路颠簸往一个遥远的地方走。徐宝宏回忆，才到青海西宁，由于气候不适应加上高原反应，队中的女孩子就撑不住了，后来这位女孩子在西宁调整了十多天还是坚持让部队的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到西宁时，对于南方人，气候已经很难适应，外面都是零下二三十度，刚洗完的衣服一挂到外面，马上能冻成冰块。等我们继续行进到唐古拉山时，大家都出现了高原反应，缺氧很厉害，我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还以为这辈子要看不见了，加上大脑缺氧，心跳可达180多次，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都出现了。另外还血压升高，我们就用利血平来降压，但利血平会有副作用，一吃鼻子就会塞住，然后我们就想办法都张开嘴用嘴巴呼吸。当时我也担心，沿途了无人烟，怕睡觉时万一缺氧，而嘴巴没张开，鼻子又塞住了，很可能什么时候死去都不知道，所以就随身把吃饭的汤匙带上，嘱咐战友万一发现我嘴巴闭上了，就赶紧用汤匙将它撬开，在这如履薄冰的生死一线关头，倒是派上了用场。
“我们从西宁出发，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到达拉萨，然后转车去扎木的第四野战医院。我在那里一呆就是17年。” 徐宝宏感慨地说：“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傻，去的时候命都快没有了还要继续往前走，但我可以说，在单纯的年代里做个单纯的人，是件很自然的事。”
坚持，为使命也为那一份淳朴
24年，从一位朝气蓬发的青年到两鬓苍苍的中老年，徐宝宏算是那批同行者中援藏时间最长的之一。50岁再不回乡与妻儿团聚，那这辈子就要永远地留在西藏了。时常有人问徐宝宏，聚少离多的日子，你就不想家吗？
徐宝宏说，每次部队里一唱《十五的月亮》，他就直掉眼泪，对这首歌的感触实在太深，对妻儿的亏欠也实在太多。徐宝宏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批准回家探亲已是3年过去了，当探亲假结束徐宝宏要离开家的时候，妻子都晕过去了。到后来也一直是一年半时间才探亲一次。
在第四野战医院的17年间，徐宝宏每天重复着病区、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而且因为是在部队，所有的作息时间都是固定的，在规定的时间、号声里跟士兵们统一集合、出操，洗刷、吃饭、上班，因为妻儿不在身边，徐宝宏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医务工作。他一天到晚都呆在医院，不是在病房就是在门诊，要不就在手术室，大家都开玩笑说他“以医院为家”了。第四野战医院建在山上的一块平地上，周边都是群山环绕，交通不便，方圆几百里没有商店，所以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极少的娱乐项目，徐宝宏每晚9点多回宿舍后就是准备睡觉，第二天睁开眼又以饱满的精神重复极为单调的生活，但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徐宝宏脚踏实地地做着他的普外科工作，在医务水平方面一点点成长，而且一直是医院的医务骨干。
1984年，第四野战医院解散，徐宝宏被调到灵芝县115陆军医院，在这里工作生活了7年。115陆军医院是家对当地开放的医院，由此徐宝宏与当地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深感当地人民的淳朴和缺医少药，这让他有了坚持下来的决心和使命。
由于民俗生活习惯带来的地域性疾病，让徐宝宏面对和经受了一项又一项医学挑战。但在这片旷远且人烟稀少的土地上，他只有克服种种困难，就地取材、活学活用，从而为当地医疗卫生服务。徐宝宏说，在以前，藏族同胞喜生吃羊肉和牛肉，所以易得棘球幼病，棘球幼在体内会大量繁殖和寄生，主要集中在腹部，形成囊肿，大的囊肿会达10多公斤重，而60年代的西藏，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医疗器械陈旧，用徐宝宏的话说是“医疗器械又大又粗又笨”，经常要摸索并亲自动手不断改良一下才能勉强派上用场，而且手术操作时要很注意，使用得很慢很细心，所以当给棘球幼病患者做囊肿切除手术时，经常遇到很大障碍，除器械跟不上外，临床还碰到麻醉和供血困难的问题，当时医院采用的还是乙醚开放点滴吸入麻醉，挥发性较大，所以当徐宝宏们做完一个手术后，自己也开始晕乎乎，几乎处于半麻醉状态了。那些年，西藏没有血库，徐宝宏的手术台上经常用到的是内地送来备用的干血浆，当遇到病人在手术前后大出血需抢救时，徐宝宏只能就地取材，部队医院里便会出现这样壮观的一幕，一个连一两百名战士随时待命，齐刷刷地伸出援助之手进行现场献血，筑成部队医院的一个活血库。所以徐宝宏感叹，通常1个小时完成的手术在西藏就要做2个小时甚至更长。
徐宝宏还利用所学和经验摸索，针对藏族妇女妇科疾病多，生产条件差，在所在的部队医院建立起了妇产科等。徐宝宏无限感慨地说，藏族地区人口增长困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产妇的生产条件太差了，她们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完成生产，而且脐带结扎没有用专门的消毒线，而是用牛毛代替，这样极易引起感染，所以孩子的成活率不高，母亲的妇科疾病也会由于各项卫生条件差而增多。但在当地原来没有妇产科，很多妇女得了疾病都没有得到及时根治而影响健康缩短生命，所以徐宝宏看不下去了，他就带领两位男医生做起了妇科检查，并在手术台上做起了子宫肌瘤切除、卵巢肿瘤切除、盆腔肿瘤切除等手术，还帮助当地妇女在医院里生产，帮助求助的妇女做人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宝宏默默无闻地为青藏高原上的有需要的人寻找好好活下去的方式。
青春是首不老的歌
按徐宝宏自己的话说，这辈子过得看似传奇其实单调，但能在自己喜欢的医学道路上一直干下去，无论身在何方都是觉得有意义的。回到绍兴，徐宝宏仍宝刀未老，在自己毕生钟爱的事业上继续前行，现为绍兴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普外科主任的他，正乐此不疲地发挥所学，让自己老有所用，在救死扶伤道路上把这一部人生的电影演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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