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年轻时的照片

2015年6月，周健夫人孙小依和弗雷泽教授领取欧洲发明奖“最受欢迎发明奖”。本版照片由陈伟提供

昨天下午两点，小营巷车水马龙，赶往浙医二院看病的人行色匆匆，街坊邻居在路旁悠闲地摇着大蒲扇聊天，一只小狗倚靠在杂货店门口的台阶眯眼瞌睡。61岁的周凯说，这里是最传统的杭州市井小巷，从这头望去，小营巷至大王庙一段，原先叫阿弥陀佛弄，周健就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

周凯是周健的亲姐，他们94岁的老母亲就住在杭州。“妈妈每天看报纸，看到儿子发明的宫颈癌疫苗很快要在内地上市了，她既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儿子为国家为杭州争了光，难过的是他1999年因病遗憾离世了，骨灰就安放在南山公墓里。”周凯说，穿越岁月时空，仿佛能看到儿时和弟弟手拉手走在阿弥陀佛弄篱笆墙下上学的情景。

此时，在澳大利亚，周健的遗孀孙小依正在参加眼科年会。听说我是家乡杭州的记者，她在工作间隙，回忆起她和周健在杭州、在温州、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往事。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三大、中国女性第二大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唯一可以通过疫苗降低发病率的癌症。因为周健发明了宫颈癌疫苗，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说，全世界的女性都欠周健一声谢谢。

记者通过采访他的家人、同学，告诉你，宫颈癌疫苗发明者周健是这样一个杭州人——

在姐姐眼中 他是一个聪明又调皮的孩子

周健，1957年2月24日出生，双鱼座。

他爸爸是部队医院转业到浙医二院工作的专家，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现浙大医学院）给他们家分了房子，就在阿弥陀佛弄。

周健算是“子承父业”，从小就对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弟弟很喜欢医院里的瓶瓶罐罐，爸爸就把废弃的盐水瓶子带回家，弟弟拿来做点小发明创造。”姐姐周凯说，杭州夏天蛮热的，小时候没有冰箱，弟弟就把玻璃盐水瓶灌上汽水，瓶口上拴上绳子放到井水里，晚上全家人就喝上“冰镇”橘子汽水了，邻居们看了都夸他聪明。

周凯比周健大两岁，她说，小时候经常帮弟弟做的“坏事”“擦屁股”。“我们住的房子有六户人家，基本上都是浙二的家属。邻居家买了密码锁，弟弟一会儿工夫把锁破解了；邻居家养了小鸡，弟弟抓来研究解剖结构；邻居在院子里种了向日葵，弟弟拔了作研究……他是当时浙二家属圈中公认的最聪明又调皮的孩子。”

周健妈妈在下城区教育局工作，对于儿子，保护“好奇心”是一个方面，调皮过头时也“棍棒”教训过。不过，在周健的学习上，父母包括姐姐，全部很支持。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在杭州一家工厂做了两年工人的周健考上了温州医学院（现温州医科大学）。

“那时杭州坐汽车到温州要十多个小时，可是周健的爸妈、姐姐，经常到学校看他，还带上杭州的好吃的，我们同学都很羡慕。”周健的同学瞿佳说，暑假时，周健邀上他们寝室的其他五个同学到杭州游西湖，也住他家里，周健家里文化氛围很浓，书很多。

温医大宣传部的陈伟老师对周健的母亲印象深刻，陈伟发给我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2014年5月25日，周健母亲站在温医大给周健铸造的铜像前。“儿子，我来看你了。当时母亲边说边搂着儿子周健的‘腰’，将头轻轻埋进他的胸口，然后又举起手，轻抚他的脸庞。”陈伟说，周健的母亲当天还与“周健奖学金”获得者和即将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周健实验室学习的同学们座谈，鼓励孩子们学科学。

在同学眼中 他是一个不按套路解题的牛人

瞿佳是温医大前任校长，也是周健的大学室友，是周健“睡在下铺的兄弟”，更是人生挚友。

瞿佳今年60岁，“如果周健在世，也59岁了。他是我们寝室年龄排行第三的兄弟。”

回忆起读书时的情形，瞿佳说，周健学习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遇到不懂的题目爱问他，他解题从不按套路，喜欢用自己的方法解出来，而且更通俗易懂。我们笑称他是“大科学家”，后来他真的成了大科学家。医学院的课程很忙，寝室里大家经常点蜡烛学习到凌晨2点，他晚上的时间用来看外文的医学杂志，喜欢看一些医学新领域的前沿信息。

周健个不子高，很帅，是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是衣着非常朴素。像现在夏天，那个年代有些同学穿上皮凉鞋了，而周健一直穿一双塑料凉鞋。毕业前一年，周健恋爱了，是隔壁班的孙小依，是杭州姑娘。

1999年3月的一天，孙小依打电话给瞿佳说：“周健走了。”我问，“走去哪里了？”小依说“人没了”。

瞿佳跟我说到这里，落泪了。他说，当时，1999年，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周健回国进行学术访问，当时温州医学院的临床试验也在进行。没有人会想到，这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出国十来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劳。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写完后说‘我怎么这么累啊？’”孙小依说，“我就劝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到温州了，但他坚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刚到杭州不久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乐高拼装玩具）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孙小依对儿子说：“爸爸太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3月10日，当孙小依带着周健的母亲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到杭州时，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妻子眼中 他是一个幽默、勤奋的男人

周健是杭八中的毕业生，现在这所学校已没有了，转为职业高中。读高中时，周健学英语就非常痴迷，经常通过广播练口语。到温州后，周健还买了无线电元器件将自己的收音机改装，收听英语节目，并坚持每天早晨6点收听学习，雷打不动。

孙小依谈起对于丈夫的最初印象，同为温医77级的她记忆犹新：“他每天拿着收音机在操场上听英语，而且一听就是很久。”为了学好英语，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步行去温州第一百货公司，跟着货架上的电视机看英语节目。

说到两人的相恋，孙小依说，有一次搞活动，我们要到一个船上，我跳上船时，摇摇晃晃快掉到河里了，周健一把把我抓住。上了船，他很长时间不放手，我心里说糟了。因为那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大学同学不让谈恋爱。当时周健在船上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我们不会影响学习的，我们比谁学习好。之后我们就偷偷摸摸谈恋爱，给彼此写信，信件通过一个同学周转。信都是利用拿饭盒时转，不然容易暴露，很像地下工作者。后来我去眼科，和他用一个实验室，他在实验室整天嘻嘻哈哈，我们都要把门关掉。他很幽默，每次和他吃饭我都忍不住喷饭。”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周健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博士。1986年，博士毕业后的周健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不管在哪里，周健的“关键词”都是勤奋、刻苦。

1987年冬，为了去听丈夫在河南医科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孙小依带着两个月大的孩子到了郑州。在郑州火车站，她简直认不出眼前的丈夫：“他就这么细细条条的，穿着棉大衣，在寒风中摇着。”答辩结束，她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周健为了准备答辩，连续3个星期不出实验室，每顿都是方便面加大白菜。

在澳大利亚的这对杭州夫妻

共同迎来疫苗研究的重大突破

1988年，周健到位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做研究。第二年，太太孙小依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助手。

周健在剑桥大学期间结识了伊恩·弗雷泽，两人随后到澳大利亚开始宫颈癌疫苗的研究。他们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合成了HPV病毒样颗粒，为宫颈癌疫苗研制带来了突破。

“我们性格互补，他很有创造性、主意多，我比较有条理性、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给我的任务我都能细心完成。我们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都说我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孙小依说。

研制宫颈癌疫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获得HPV这种病毒。作为一名分子病毒学家，周健擅长克隆基因并在细胞中将它们表达出来，他试图通过重组DNA技术做出这种病毒的外壳。他的想法是要制造出外表类似HPV但内核不含病毒DNA的病毒样颗粒，这样的颗粒可以像“稻草人”一样让体内产生免疫反应，但又绝对安全。

然而，他们曾在6个月时间里一无所获。

孙小依清楚地记得合成病毒的想法诞生的那一刻。那是1990年底的一个夜晚，周健在和孙小依散步时突然说：“已经有表达和纯化了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蛋白，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在组织液里，看看它们能否合成病毒样颗粒？”

“我当时就嘲笑他：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孙小依说，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颗粒合成了！”

2006年8月28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亚历山大医院，弗雷泽为一对昆士兰少年姐妹接种了世界第一支宫颈癌疫苗。

瞿佳说，周健到了国外后，没有忘记祖国和母校，温州医科大学许多科研的起步，都跟周健的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在国外，他什么好的都不舍得吃，把省下来的钱买试剂寄回学校。他发明的宫颈癌疫苗明年就要在内地上市，造福更多的同胞，而这也是他一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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