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人数不断地创新高，一转眼就过了600万，但是，有了志愿捐献，一旦发生意外，就能立即手术吗？还真没那么容易，为此，我们又该怎么办？

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专委会会员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副教授 林建锋：这是我们学校的生命大道，我们每一个雕塑都是基于医学生的公益实践。

2014年，林建锋开始对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献血这个“三献”工作展开研究。其中，器官捐献囿于保存条件等因素，手术尤为急迫。他发现，因缺乏数据互联，查询受限，出意外后协调效率低，易造成器官浪费。

林建锋：生前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以后，很多人捐献证书是没带在身边的。发生意外的时候，医院包括协调员，包括家里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外是放到驾照上，驾照是时刻带在身上，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想，能不能学国外。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出门吉利，发现放在驾照上是行不通的，后来我们就再去调研，大家其实支持率80%以上是放到电子医保卡上，因为这个是医疗场景。我们医院的医生就会第一时间看见，家属以此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压力就非常之小。

这个可承载“三献”信息的温州医保卡，已与全国志愿登记系统对接了三年，浙江正努力进行省级对接。明确意愿后，实现捐献的最后一步还有家属签字，压力其实也不小，一旦没发现捐献意愿，拥有躯体处置权的家属压力更大。

林建锋：我们在活动当中，碰到了一位00后的捐献者家属，他说我签署了我妈妈的器官捐献书，我都没有告诉别人，护工怎么会知道。护工问我说，一个器官多少钱，给这个孩子非常大的打击，他觉得我这么一份善心竟然会被污名化，被想成是器官买卖。所以他今年在参加缅怀仪式的时候，他全程是蒙着面来参加的，我为什么要去研究社会关怀，因为器官捐献家庭就是有一个创伤，那么这些流言蜚语或者非议就好像盐水一样，不断侵蚀着他的伤口，你的社会关怀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让你的创口早点愈合。

林建锋：同学们，清明时节是我们开展生命教育最好的一个节点，但是我们在捐献活动当中也发现，大众在器官捐献、骨髓捐献（即造血干细胞捐献）、献血等方面，他们的观念包括接受度，跟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一个距离。

按照躯体处置程度不同，“三献”中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感较高，器官捐献很弱，器官捐献者常刻意隐瞒捐献证书，这也是数据曾难以互联之外，其捐献意愿难以查询的另一原因。生命观通识课堂上，热衷捐献工作的学生从林建锋详述中外捐献文化差异中得知，虽然我国各项捐献数字已有巨大提升，但进一步则有梗阻，原因在于国内这几种捐献，依然在受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坏”“伤元气”等传统观念影响。

温州医科大学学生 虞鑫辉：大学生就是已经突破18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我们家庭的影响，但所谓影响也是双向的，通过我们青年人的力量也可以影响到我们老一辈的观念。

温州医科大学学生 卜一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途径去给大家普及这些知识，比如说献血之后一些身体恢复，包括骨髓捐献对身体的影响，所以首先是给自己家长去普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让家长更多了解到其实血液捐献和骨髓捐献，对身体没有所谓的那么大创伤。

在温州医科大，有分别专注于鼓励社会进行某种捐献的学生社团，林建锋曾带领学生调研发现，高校是影响公众捐献行为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医学生，更早习得好的生命观，率先从传统观念中突围，更快加入捐献志愿，并能深入公众，更新其观念、认知，消除信息盲区。

林建锋：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助人为乐精神、好人好报精神，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都值得我们好好去弘扬、去传播。我觉得中西方捐献的共同价值观，其实就是一个爱，我们的捐献就是大爱。原先我们可能会宣传，捐献很伟大、很高尚，但是有时候觉得太高了，打动不了人，我们新的宣传口号就是一种爱心接力，生命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生命观。

社会需要继续对捐献之爱进行褒扬和集体缅怀，林建锋同时强调，无偿和自愿是原则，但不排斥对捐献相关者施以人道关怀，这都仰赖高校等宣传力量进一步助推公众观念和认知更新，才不会把关怀视为获得公众捐献行为的利益交换。

林建锋：我们现在献血也好，造血干细胞也好，器官捐献都是无偿的。但是捐献的行为是需要我们除证书之外的精神激励，同时加社会保障这么一种方式。我们财政或慈善给他买一份健康险，等他老年的时候得到一份生命保障，就体现一种你奉献爱，我为你行孝，这么一种新时尚、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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