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心理援助应纳入国家应急体系

目前的心理援助要从时间、空间、目标上进行把握。时间上，灾后的3-6个月是个关键期，也是心理受创人群出现危险状况的最大危险期，因此这个阶段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应对过去了，还有一些人会留下长期的心理创伤。地震灾区心理援助需要20年，中科院心理所和中国心理学会已专门制订了《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二十年行动纲要》。目前，我们是迎战第二阶段，准备第三阶段。

空间上，心理援助需要从地震的灾区扩大至更大的范围。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范围是非常广的，它对所有接触到的人都是伤害。北京的一些孩子看了新闻的画面后受到惊恐，半夜会哭起来；中央电视台有几位记者从汶川回来后就倒下了，需要进行心理救助；还有医护人员、战士，面对巨大灾害的惨烈场面后，都需要实施心理援助。据我们初步估算，这次大地震经受身心创伤的人超过百万，其中20万人会出现心理症状，至少有十万人需要接受心理卫生工作者直接的帮助。

目标上，需要以这次大地震为起点，由国家计划，政府立法，相关的专业人员联合起来来进行有序的指导。这需要进行长期的设计，目前，全世界对灾后心理干预的认识都还不足，所以我们呼吁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应纳入国家应急体系，对如何进行组织协调和准入机制进行规范。

不是有钱就能领养孩子

灾后，很多人都希望领养灾区孤儿，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领养孤儿首先要依法行事，其次，不仅要注意家庭物质条件的许可，还要注意家庭心理环境的状况，领养人的家庭应该有非常良好的家庭气氛、环境，并能够准备好应对，在孩子心理发生问题时能寻求有效的辅导和干预。

有些人认为自己有钱，把孩子养大他会感恩的，其实，我们不能强迫一个孩子对你感恩，而是要有方法使他自觉地感恩。领养孩子后，不是简单的吃饱饭，让他长大就行了，还要让他接受适当的教育，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

如果有钱但没有时间去关注、关心他的成长，相处的过程中处理不当，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最终会取得平衡和谅解，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甚至可能反目成仇，这样，还不如让他在家庭条件不好的老家、亲戚家成长更适合他。因此，有钱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好的家庭环境的人不适合领养孩子。

“哭”比“笑”好吗？

青少年是震后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心理疏导的方式在国际上很多，光美国就有50多种。面对灾后需要心理援助的孩子们，需要科学和艺术两者把握。既需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还需要辅导者对辅导对象准确地、有艺术地去辅导，对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

重大伤害造成后，首先要给受害者以安全感。有人帮助、有饭吃、有房住，防治疫病的发生和传播，尊重以及保护他们的隐私。

其次，心理的援助要顺其自然。受创伤者大多会表现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或者沉默，或者倾诉，或者发泄。一味地强调让接受心理援助的人“哭”或者“笑”，都不合适，有时候心理疏导的混乱，容易让人“哭笑不得”。孩子跟妈妈在一起最能体会安全感，妈妈也最了解孩子的需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像妈妈对待子女那样对待这些孩子们。

要鼓励自救，救灾和发展两手抓

地震发生后，救灾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救灾的同时要自救，只有发展了，创伤才会抚平，灾难才会过去。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自己调节过来，慰问者的关心和慰问要适当，不要过度；其次是根据个体差异提供陪伴和各方面的救助，比如就业援助，为灾民重拾生活信心提供支撑，为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提供安全保障。

     同时，招聘了来自灾区务工人员的民企，要确保各方面待遇和其他同岗位的新员工一样，并定期组织集体心理辅导活动。

在研讨会上，张侃教授以“WWW.We will win.”结束了他“汶川地震心理援助问题”的专题发言，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心理健康工作者一定会在这场持久的战役中，和全国人民一起，帮助受到地震创伤的人们战胜困难，重建美好的心灵家园。

张侃教授在唐闻捷副书记、何金彩教授陪同下参观我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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