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客体的“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快速转型又体现在哪些方面？9月28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受邀做客瓯越大讲堂，从世界的眼光、社会学的视角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来解读分析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

郑杭生教授以其幽默的语言，严谨的态度，睿智的思辨，结合个人的研究和经历，纵横古今中西，从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一个治理难度极大的社会、一个自我调整能力极强的社会、一个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社会四个方面阐发了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他认为，中国总在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处理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有“顶天立地”的思想，即要有前沿的观点和意识，还要有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

在看待中国十年改革问题时，他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10年改革十分鲜明地显示，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他又认为，20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

     在回答面对这样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如何办时，他说：我国社会三大部门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政府组织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市场盈利组织要更讲自己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要更好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功能，通过功能互补、结构调整，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每个社会成员也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行为——官员通过自己的行政行为、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行为、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分析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治理管理难度很大的社会时，他分析了背景原因：不同时段、不同时空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以及不同时空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

郑杭生教授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并结合中西相关学派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生动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是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他认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社会动员能力、领导核心力量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最后，他以自己人生的历练，启发同学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做到方向正确，品德端正，学问扎实，并且身体健康。

现场，同学们还就讲座的内容和自身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积极向郑杭生教授提问求教，与他进行了学术的交流探讨。

此外，郑杭生教授还受聘为我校荣誉教授，党委副书记唐闻捷代表学校为其颁发了聘书。

郑杭生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曾留学英国，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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