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5日讯（记者 梁建伟 叶小西）“你看，这是我曾经差点毁容的脸，现在是不是已经看不出异样了？”

记者：“生长因子”是什么？您能用最简洁又形象的语言，给大家科普一下吗？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又有怎样的作用？

李校堃：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一下：壁虎的尾巴断了，为什么能再长出来？这是因为有一种因子能促进它再生长。其实，在人体内也有一种神奇的细胞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它能治疗溃疡和加速损伤组织再生，让损伤的皮肤得以较完美修复。我们把这种因子做成药物，用于重大灾害性创伤、国防战伤等的救治。

最早是美国科学家发现了“生长因子”的存在，但我和团队成员坚持不懈研发，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新药的国家，比日本早4年，比美国早6年。并且，我们还发现了“生长因子”有利于治疗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如糖尿病溃疡、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去年，我们又有了一项重大发现，论文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国际关注。这篇论文解析了人体“抗衰老蛋白αklotho-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c (FGFR1c)-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 (FGF23)”三元复合物晶体结构，证实了FGF23是调控衰老及老年相关疾病的关键靶点，能指导未来抗衰老和代谢性疾病药物的开发。

现在，我们已研发投产“贝复济”“扶济复”“艾夫吉夫”3个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一类新药，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个系列“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一类新药。实验表明，系列新药能促进皮肤血管新生，促进皮肤神经及汗腺毛囊等皮肤附属器件功能修复，进而主动促进创面修复，帮助伤者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减少疤痕。这是创伤修复的新理念。截至目前，一类新药在全国5500多家医院服务患者超6500万人次，另有4个药物获批临床试验，拥有45项国家发明专利，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转化医学突出贡献奖等各类奖项。

记者：当初您是如何开启“生长因子”揭秘之旅，与它真正结缘，又是怎样一种机缘巧合？

李校堃：1992年，我师从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林剑教授，开启了“生长因子”研究的征程，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场意外，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有一天深夜，我从广州图书馆骑着自行车回寝室，校门口外正在挖水沟，只有一块铁板架在上面。我经过时不小心骑到沟里去了，沟里有很多锋利的石头，我的半边脸多处挫伤，鼻梁、颧骨等5处穿透伤。送到医院后，初步估算需要缝合30多针。我当时想，缝30多针，脸就要变成鞋底了。当天晚上，医院里没有缝合的医生，值班医生就让我先回去，第二天再去缝合。

那一晚，我疼得根本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意间想起了放在冰箱里的几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喷雾剂，这是导师要我带去进行动物实验的试剂。

我突然想到，既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修复创面，是不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可是，当时学界对“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研究仍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尚未进行过临床试验。

我拿起喷雾剂，放下，拿起，又放下……我当时心里也非常害怕，万一用了留下伤疤怎么办？会不会长出肿瘤呢？犹豫再三后还是放回去了。

但晚上实在睡不着，于是就起来决定试一试。第一次只喷了一点，因为害怕，没有再喷。结果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于是横下一条心，往伤口上又喷了很多。

没想到喷了一会儿后，伤口就不大疼了，第二天就结痂了。第二个星期结痂脱落，再过一周后伤口痊愈，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疤痕。

还有一次，我的左手腕被一块铁板烫伤，都见到肌肉了，也是喷了“生长因子”，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伤疤。

正是这几次“以身试药”的经历，让我觉得“生长因子”太神奇了，从而坚定了加速研制新药的决心。

沉下心来 携手攻坚克难

记者：“生长因子”研究非常难，国外科学家都望而却步，您是怎样实现突破的？

李校堃：我从事“生长因子”研究近30年，前15年就做一件事——如何把“生长因子”提炼出来。

这个事很难，1万头牛的脑垂体，只能提炼出1克，成本太高了，这条路行不通。后来有了基因工程，我就把基因技术用到提炼上来，大大降低了成本。

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突破，从此以后的10多年，“生长因子”这项研究正式进入生物医药研发阶段。

“生长因子”作为药物应用从来没有先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生长因子”有成瘤和多度增生风险。那时候我在国际会议上作关于“生长因子”的研究报告时，经常受到一些学者质疑，这也成了我科研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下心做科研，用实践来回应质疑。

记者：为了采集关键的实验数据，您常常席地而睡。听说，有一次深夜太困了，便躺在地上睡着了，醒来发现整个人都泡在水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校堃：那次做实验实在太困，就直接躺在地上睡了。不巧那天实验室突然停电，冰箱里的冰块融化了，流出的冰水将我从睡梦中冻醒，醒来时发现整个人都泡在了水里。

我们搞研究的总是这样夜以继日，一个月吃睡都在实验室，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为了做一个关键性的实验、等待一个关键的数据，会一整夜不合眼；有时为了一个议题，一个好的想法，团队成员会探讨至凌晨。

记者：您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享受的，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

李校堃：15年来，我和团队成员把温医大东北角这栋不熄灯的实验室当成了家。因为白天要忙于学校的行政事务，我经常把研究时间集中在晚上。在这里，我常常待到凌晨才会离开。

印象最深还是夏天，实验室里的空调常常不好使，我们一群人在里面做研究，热得满头大汗。我记得刚从广州来到温州时，这个实验室里只有十几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人了。我的很多学生也在温州成了家，他们也培养出了博士生、硕士生……大家都在这里扎了根。

记者：听您的学生说，您除了爱待在实验室，还喜欢跟他们去撸串吃烧烤？

李校堃：对。每次在实验室一待就已经是深夜了，常常会觉得饿，我的团队中有很多80后、90后，这群年轻人爱去小食街撸个串。我呢，除了填饱肚子，最重要的是想换个轻松的环境和年轻人多聊聊天。我们有很多新的发现也是在路边摊撸串时“聊出来”的。和他们聊天，也是我放松和调节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

记者：现在听来，您真的很忙，但看您的状态，又觉得精力特别旺盛，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校堃：每次看到病人使用我们研发的一类新药痊愈后，我和团队成员都高兴得不得了。科学研究让我们收获了很多快乐，团队成员之间也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因此，我们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只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到极致。我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生长因子”研究做到全世界最好，并一直保持领先。人一旦有了激情和梦想，就不会觉得累。

记者：您是陕西人，小时候大部分时间在长春读书，大学和深造阶段均在广州。为什么会选择来温州进行“生长因子”的研究？

李校堃：2004年，瞿佳教授将我引进到温州医科大学后，我就深受“温州精神”感染。“温州精神”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温州人敢把别人看不上的东西，做到极致，比如当年的纽扣、拉链，这和我们做“生长因子”研究有相通之处。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接下来，您和您的团队有哪些目标？

李校堃：在“生长因子”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领跑全球了，但“生长因子”的探索之旅依旧漫长。

过去30年的研究，只是“生长因子”研究的冰山一角。好比小麦传入中国时，我们只知道它可以吃，但不知道怎么吃，怎么变着花样吃。但现在，我们的面食可谓五花八门，“面面”俱到，“生长因子”也是一样。如今，我们有了更好的科研条件，有信心做出更多成果。

生物药物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的产业，一般需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今，我和团队的科研项目在珠海、广州、上海和合肥都有了产业化基地，但我更希望能在浙江、在温州加快打造一个以“生长因子”生产制造为主体的产业化基地。希望温州在营造生物高技术产业落地的环境上，能更有作为，希望“生长因子”在温州这片土壤上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我们也期待通过产、医、研、资协同创新，推动一批再生医学新技术、新产品、新策略的加速成熟和产业化，进而推动温州产业格局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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