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2岁的中法交换大学生小奥(化名)在脑死亡之后，在浙江完成了遗体捐献，他捐献的器官挽救了4位垂危中国公民的生命（钱江晚报2月26日A08版曾有报道）。值得注意的是，小奥父母是在确认中国器官捐献流程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之后,才向院方提出捐献意愿的。

  一直关注遗体捐献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瞿佳说，“按国际惯例，器官捐献的底线就是一定要合法。今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一部遗体捐献的专门法律，导致一些人捐献无门，不能像小奥一样把希望留给别人。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遗体捐献法，才不至于生命最后的礼物无法送出。”

  器官移植供需比1：30

  据介绍，根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我国每年约有10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其中约有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获得器官移植手术机会，供需比达1：30，供需矛盾很大。有些患者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要等六七年甚至更长。在以前，由于死者为大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公民的自愿器官捐献比例很低。据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仅120例。

  此外，我国目前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目前这些医院移植服务能力也只能每年1万例左右。

  瞿佳说，器官捐献来源少除了导致很多病人在等待中绝望逝去，也影响了医学工作的发展。按照医学教育大纲，每4名到7名学生应该解剖一具尸体，但我国医学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尸体，甚至还出现了没有尸体供学生解剖的现象。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医学院校已经逐渐取消解剖课的实验环节，这必然对医学工作者的培养和医学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遗体器官捐献无法可依

  2010年卫生部与红十字会启动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三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器官捐献的法律框架、组织架构，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标准等，2013年全国推开。

  瞿佳代表告诉记者，有些规定非常严格，器官捐献除了本人意愿之外，还必须得到所有直系亲属的书面同意，只要有一个亲属不同意，都不能捐献。这就导致不少人自己愿意捐，但是家人不同意，最终无法进行。

  他说，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尊重本人的意愿。

  2013年11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委员会发表“杭州决议”，要求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实施器官分配。去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取得突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80%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瞿佳说，情况虽然好转了很多，但是法律依然不完善，我国只有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它只规范了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而缺失了对器官捐献问题的规范，器官捐献体系还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一些公民还有疑虑。实际生活中也有公民捐献器官遭拒的情况。

  瞿佳建议，应该尽快制定《遗体捐献法》，规范遗体捐献程序、遗体保存与管理制度，确定遗体捐献性质，落实捐献和接受双方权利义务等，以解除人们的顾虑，保障捐献者的权益，确保捐献的遗体能真正用于教学、科研和社会公益事业。

  器官捐献意愿表达能否与驾照关联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朱列玉代表建议，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进行关联。他说，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因交通事故遇难，而遇难者中很大一部分是驾驶员，若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关联，会减少大量器官资源的浪费。

  实际上，这一建议并非是首次有人提出，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就曾明确表示，在当年年内争取能够实现，申领驾照时公民可表达是否愿意进行器官捐献。此事最终没能如期实行。

  瞿佳代表说，这一建议出发点是好，但是现实实行却很困难，因为这样一来，医院在抢救表达捐献意愿人的救治过程和结果容易受到质疑。“救下来了还好，如救不下来，患方家属、社会舆论会认为医生的救治不得力，因为器官作为稀缺资源，医院一方面是器官捐献者的救助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可通过器官获取相关利益(虽然同样也是在救人)的获利方。”曾有医学伦理专家表示，目前在医疗纠纷频出的情况下，这一措施的实行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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