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与患者，理应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抗共同的敌人——病魔。可是，接连不断的暴力事件，却让这层关系蒙上了阴影。近日，温岭、南京、广州接连发生多起医务人员被辱、被打甚至被杀事件，刺痛了所有人的心。

  本应受人尊敬的医生，如今为何成了“高危行业”？该如何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关系？这成了参加本届“两会”代表委员们倍加关注的话题。

医生不想让孩子学医

  昨天上午，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文教科卫界委员驻地。一场讨论正在进行。一位来自广东的医生委员，最先打开了话匣。“现在的医生，要做好随时受苦受难的准备。我常告诫我的孩子，以后不要做医生。”

  他的观点，立刻遭到了一位校长委员的反驳。“患者不惨吗？两会前，我有个亲戚被鱼刺卡了喉咙。去医院从中午等到傍晚还没排到号。护士只回一句话：排队。疼得受不了，他只好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关系插队。做医生的你，能体会到患者的苦吗？”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0年至2010年间，约11名医务人员在“医闹”事件中被杀害。仅仅2013年10月下旬，国内十天内就发生了6起伤医事件。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瞿佳告诉记者，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曾经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专项调查，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等行为。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层出不穷的“医暴”事件，根源究竟在哪？

将医院升级为“公共场所”，有效提升就医环境

  “用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做缓解医患关系的讨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启仪告诉记者：“无论是对还是错，都不能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方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算医生误诊，如果你拿起凶器杀害医生，与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

  所有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都一致谴责“医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人。可如果因为一己私怨，大闹医院，甚至对医务人员行凶。不仅会损害其他病人的利益，还涉嫌违法犯罪。”全国政协委员、浙医二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表示。

  他们建议，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将医院列为公共场所。我国《刑法》第291条对“公共场所”进行了列举式规定，“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而医院并未明确包括在内。

  “事实上，由于‘医闹’事件常常被简单定义为‘医疗纠纷’，‘特殊办理’，使得不少闹事者认为，在医院闹事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司法成本很低。”瞿佳说。

  一旦医院被法律视作“公共场所”，那么无论从公安部门的管控等级，还是从中滋事所受的惩罚都会升级。“这样，既能有效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也能有效提升医院的就医环境。”瞿佳表示。

医生应与病人充分沟通，病人应给医生充分尊重

  姚克认为，医患之间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相互理解有所欠缺。“做医生，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医院做医生，工作强度真的很大。就拿我自己来说，给病人看病，常常半天接待40多个病人。到后来，真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少门诊医生，一天的接诊人数有七八十人，最多甚至超过100人。”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浙江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你知道吗，不少女医生吃饭的时候甚至不敢喝粥。为什么？就是怕上厕所太多耽误看病。即使如此，还有患者不理解，认为医生不抓紧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或是极少沟通。“看病不是买东西，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是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沟通得越少问题就会出得越多。排队半小时看病三分钟，但这种情况也不要怨医生，医生也不想这样。”

  钟南山说，医院要生存要发展，80%以上要靠自己经营创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医生满负荷运转，一个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怎么可能有沟通的时间和空间？钟南山以自己的专科门诊为例，“一个上午看10个，三个半小时看完，大家觉得我讲得还挺详细，如果我一个上午看50个，沟通就不可能多。交谈沟通少，双方容易出现问题。”

  不少代表、委员都认为，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理解应该是相互的。“患者也很不容易。排一天的队，看病就那几分钟。如果碰上态度不好的医生，病人确实容易冲动。看病的时候，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对病人一定要耐心。你耐心了，病人就会理解你。好几次，到吃饭的时间了，看我还在忙，病人会主动送来面包、牛奶。虽然上班时间，我不能吃、不能喝，但心里暖暖的，疲劳也会减轻。所以，如果相互理解了，医生与患者，压力都会小很多。”姚克表示。

  蔡秀军说，目前很多医院也在努力改进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我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希望患者也多多理解医生、体谅医生。”

“私了”“官了”“官司了”都有局限，处理医疗纠纷机制缺陷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以及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存有缺陷，成为激化医患矛盾的催化剂。”姚克表示。2002年9月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可采用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诉讼三种医患纠纷处理方式。通俗来说，就是“私了、“官了”和“官司了”。可选择“私了”，医患双方直接面对，容易引发冲突；“官了”，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存在亲缘关系，有“老子帮儿子之嫌”；“官司了”，诉讼成本过高。对于患者来说，容易陷入“三难”的境地，最终产生“医闹”的想法。

  “可以设立专门医事法庭，开启司法快捷通道。实行有医学专家参加的陪审团制度，使医患纠纷可调可裁，形成集调解、鉴定、仲裁、诉讼、保险理赔为一体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时高效化解医患纠纷。”姚克建议。

  钟南山建议，解开医患心结，还需“问诊”医改——评价医改成功与否的标准有三：一是看病难、看病贵是否得到缓解，二是医患关系是否得到改善，三是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工作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

瞿佳认为除了法治、机制之外，还要加强德治。“医务人员要讲医德，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同时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使公众知道人类对生命、医学、健康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医院医生并不是包治百病，理性对待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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