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是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近视发病年龄逐渐提前，发病率逐年升高，病理性近视并发症（如视网膜脱离、黄斑变性等）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

我国是近视大国，近视已成为我国低视力和致盲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国计民生。2018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校18岁左右的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已经高达80%。上海的一项研究显示，上海某大学的学生近视患病率达到了惊人的97%。

高效、科学地防控近视，应建立在大量的近视病理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遗憾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Wiesel和Wallman建立近视动物模型以来，科学界历经40多年的探索仍未明确近视机制，目前也没有有效的病因学治疗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明确近视的机制，找到近视干预新靶点对于近视防控来说，势在必行。

遗传与环境机制研究成热点

目前，美国、中国、日本以及欧洲多国均有不少实验室参与近视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近视的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近视的视网膜机制、脉络膜和巩膜机制、近视临床防控等。

近些年，上述近视基础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在近视的视网膜机制中发现了感知暗视觉的视杆通路，发现了感知非视觉通道的ipRGC通路可能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发现了如多巴胺、乙酰胆碱、维甲酸等在内的一系列神经递质参与其中；还发现在近视过程中同时还伴有脉络膜变薄，巩膜纤维数量减少进而引起巩膜变薄和延伸。

在近视的临床防控方面研究也有很多成果，例如，阿托品和角膜塑形镜（俗称OK镜）分别在临床上证实有效的抑制近视进展。

在各种研究中，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对近视的影响是绝对的研究热点。

在遗传因素研究方面，目前科学界虽然发现了284个近视易感基因，却只能解释不到10%的近视发病人群，而且这些易感基因均尚未获得实验证据明确其致病机制。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明确的近视致病基因。

在环境因素方面，近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提示，我国近视发病率于20世纪90年代激增，说明新增的近视更多是由环境因素导致而非遗传原因，这也同时意味着近视防控是可行的。因此，近视发生的环境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已成为近视研究领域的重点，也是当前急需攻克的难点。在环境因素中，唯一普遍认可的高危因素是户外时间不足，而近距离工作是否和近视形成相关，尚无定论。因此，很难提出具有理论依据的近视防控手段。

近视眼球局部机制获关注

在眼球屈光发育过程中，眼球的正视化是受到视觉刺激引导的自稳态发育，即视网膜感知视觉信号，并将其转化为电化学信号，经脉络膜传递到巩膜，并通过调控巩膜细胞外基质重塑，影响眼球生长速度，最终实现眼轴长度和眼屈光力的匹配，完成正视化过程。异常视觉信息输入会破坏该过程，从而导致近视等屈光不正。但是，人们对于异常视觉信息是如何由视网膜传递到巩膜一无所知。搞清楚近视的眼球局部机制，就能达到“连点成线”的目的。

笔者所在的温州医科大学围绕“环境中的视觉输入是如何通过视网膜信号处理，经过脉络膜将近视信号传递到巩膜，进而引起近视”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结果。不仅首创了小鼠屈光和眼轴检测平台，建立小鼠近视模型，还引入了基因敲除技术，将近视研究深入到细胞和分子水平。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近视过程中视网膜多巴胺D1受体和D2受体的内稳态受到影响，同时，在近距离工作导致近视的过程中，脉络膜血供减少引起巩膜缺氧，而巩膜缺氧是近视形成过程中细胞外基质重塑的关键触发因素。基于上述发现，我们提出了系统的近视发病机制模式：近距离工作的离焦信号破坏视网膜多巴胺受体内稳态，引起脉络膜血供减少导致巩膜缺氧，使巩膜胶原减少，进而引起巩膜细胞外基质重塑，最终形成近视。

以科学证据助力政策制定

近视的发病机制模式为通过户外活动以及增加室内照明抑制近视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政策的制定。其中的改善家庭以及教室的照明条件，增加儿童户外活动时间，这些措施可能和提高视网膜多巴胺水平有关。

研究还进一步明确了近距离工作可导致近视，为提出减少近距离时长和强度，避免儿童过早、过长进行近距离工作等防控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巩膜缺氧理论也为以后提出近视干预的新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提示可以通过寻找合适的抗缺氧药物抑制近视。

在这一方面，笔者所在的温州医科大学通过药物基因组学结合单细胞基因测序的研究中发现的抗缺氧药物红景天苷和芒柄花黄素以及eIF2α磷酸化抑制剂，都具有抗近视药物的研发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眼保健操等中国传统医学是否可能通过提高眼球局部的供氧量有助于近视防控等，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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